6月28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自2023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以下简称《对外关系法》）在结构上分为总则、对外关系的职权、发展对外关系的目标任务、对外关系的制度、发展对外关系的保障及附则等六章，共计45条，阐述了我国对外工作的大政方针、原则立场和制度体系，是“我国涉外领域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律，在涉外立法领域发挥统摄、总括作用”。

中国《对外关系法》的颁布，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大量关注。不少西方舆论仍从其固有的意识形态偏见出发，认为中国以法律形式来确立所谓“战狼外交”路线，或者是中国以法律来应对中美战略竞争的长期化。一定意义上说，对外关系法确实是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和实践，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以规范和指导未来的中国外交。然而，仅仅从对美外交的斗争需要来理解《对外关系法》的颁布和实施，就明显地“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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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对外关系法有其现实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首先是中国的全方位崛起，让今天的中国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国的国家利益也前所未有地拓展到了全世界的各个角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更是让中国的发展与世界更紧密地融合在一起。纵观历史，客观上说，只有世界性大国才需要对外关系法，也只有世界性大国才有足够的硬实力作为基础来实施它的对外关系法。

美国的对外关系法是在其成长为世界霸主的过程中逐步发展并完善起来的。如今，美国的对外关系法，在其强大硬实力支撑下，却演变为了美国对全世界进行各种“域外管辖”和“长臂管辖”的工具，作为维护美国霸权的基石。有别于美国“进攻性”的对外关系法，中国的《对外关系法》则是“防守性”的，主要是为了更好地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国的对外关系法中所展示出来中国追求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价值理念，更是同美国的霸权追求是截然相反的。

其次，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要求我们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客观上要求“依法办外交”。对外关系法将近些年来对外工作体制和机制改革的成果法制化了。第五条明确规定，对外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同时，由于“对外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在对外关系法第二章“对外关系的职权”中，规定了中央外事工作领导机构、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国家主席、国务院、中央军委、外交部、驻外使领馆及代表团、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对外工作的职权。特别是明确规定中央外事工作领导机构作为决策机构，外交部作为最主要的执行机构，并且规定由外交部统一领导驻外外交机构的工作。通过这样的明确规定和改革，才能“形成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对外工作大协同局面，确保党中央对外方针政策和战略部署落到实处”。

再者，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面临的各种斗争将是长期的，至少要伴随我们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过程。在这样的外部环境中，就必须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包括善用法治武器，不断丰富和完善对外斗争法律“工具箱”。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要求加强涉外领域立法，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在这一背景下，一系列涉外法律法规陆续制定并予以颁布。例如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2021年《反外国制裁法》，以及已经制定的《外国国家豁免法》（草案），此外还包括商务部令2021年第1号《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和外交部令2023年第1号等。然而，目前的涉外立法还无法应对美国的“法律战”，存在不少法律空白，无法有效地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对外关系法的制定，必然有利于整体性推进涉外法治工作战略布局，完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

在对外影响上，对外关系法的制定则可以让中国的反制斗争措施更具合法性和可预测性，不仅能发挥防范、警示和震慑的作用，还可以为我国依法行使反制裁、反干涉的正当权利提供法律依据，有利于以法治方式手段坚定有效维护国家利益，也有利于更好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例如，2020年9月中国宣布建立了《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规定》，2023年2月中国政府首次运用这一法律工具，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雷神技术公司的一家子公司列入实体名单。通过这一做法，震慑了那些向台湾地区提供武器装备的公司，同时也为守法合规的外商企业提供了稳定、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总之，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不断崛起的全球性大国，对外工作的重要性将不断凸显。而对外关系法的制定和实施，将为中国的大国复兴之路提供有力的工作指引，更是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份美欧之外的对外关系法，彰显了中国主张的新型国际关系的内涵，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基础。

（林民旺，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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